人工智能發展帶來便利的同時，煩惱和問題著實不少：撥打銀行熱線，智能客服答非所問，想轉人工太不容易;聊天機器人、語音翻譯，被曝以人力輔助，欺騙公眾;“ZAO”“螞蟻呀嘿”等AI換臉軟件，引發人們對這一技術安全邊界的擔憂。

　　慢一拍，是“人工智障”;偏一步，是“智能人工”;快一著，就是“智能憂慮”。

　　在人工智能耍酷的概念背后，其發展與老百姓的真實需求匹配度還有待提升，與實體經濟融合尚有待加強，對科技、產業的有效支撐也還不夠，需要正本清源。

　　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，淺層次來看，是資本“搶風口”和地區間“爭帽子”。我國把人工智能列為關鍵的戰略性產業，政策面大力鼓勵。

　　面對投資機會和政績考量，無人駕駛、AI會客廳、智慧城市、人工智能產業園等項目建設蜂擁而上，以致一些領域和地方出現項目爛尾、園區空心化、套現走人的資源錯配現象。

　　深層次講，我們低估了人工智能技術的復雜性和難度系數，依仗我國在用戶、市場、數據方面的規模優勢，更多地追求“術”，停留在應用層面。

　　有些終端產品，連上WIFI的音箱就稱為智能音箱，裝上選股軟件就包裝成AI炒股利器，甚至做內衣的企業都自稱人工智能企業，更別提觸碰倫理和法律底線的AI軟件了。這些不過是換了個“馬甲”，噱頭大于實用。

　　但在“道”的層面，包括基礎算法和核心硬件的底層方面，我們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，還存在一定差距。

　　人工智能的基礎在于數據、算法和算力，算力的核心在芯片，在芯片領域我國的技術薄弱環節已延伸到了人工智能芯片上，“命門”掌握在別人手里。近期，“斷芯”問題就困擾著一些新能源車企和手機企業。

　　人工智能必須根植于產業和實體的發展，才能保證“超車”而不“翻車”。人工智能的正途是帶動傳統實體經濟的革故鼎新，以增量帶動存量，發揮頭雁效應，更好地解決民生需求中的痛點。

　　同時，我們還要在道德倫理、發展與安全等維度深層次追問，有效避免技術濫用和隱私泄露的風險。